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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夫｜为自然和气候融资，制定基于自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2024年5月24日，清华五道口全球绿色金融论坛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NGFS研究专家网络（ENR）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承办，线上线下相结合，中英双语直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Erik Berglof）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

白乐夫（Erik Berglof）分享了“为自然和气候融资”（Finance for Nature and Climate）的主题演讲。他指出，自然（Nature）和气候（Climate）关联紧密。一方面，气候变化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减少会降低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因此，自然是我们最宝贵的基础设施，需要我们进行投资和管理，使其更具韧性和恢复力。他强调，为适应气候变化筹资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将自然和气候整合起来，制定基于自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柯成兴（Danny Quah）

发言速记

清华五道口全球绿色金融论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Erik Berglof）：

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的两个主办方，很早就与我们有合作，他们在领域内也有很好的发展。尤其，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金融研究和政策制定领域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其影响力体现在教育和研究两方面。NGFS的平台可以说改变了我们气候辩论的性质。刚才王信局长也提到了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里的合作，财政部以及其它的部委还有央行在多边平台上进行合作。央行共同建立起了NGFS，同时也推动财政部做出响应，这的确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在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发展。

我感到特别荣幸，能够在我之前的同事Danny（柯成兴）的报告之后进行发言。我们之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的时候有合作，他现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

我是从政策制定的视角给大家做一些介绍，介绍的主题也是NGFS非常关注的，同时包括王信局长所提到的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也非常关注的，这个议题还需要更多的思考，也需要在气候行动和气候辩论中带入新的视角和新的层面。这就是如何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纳入进来，以及扭转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尤其将这个方面的工作纳入到气候行动中来。

可能都不需要我去提醒大家，自然（Nature）和气候（Climate）之间的关联有多么紧密。这两个可以说是双重危机，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气候也是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巨大原因。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会减少生态系统的能力，使它没有办法很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或者说从大气中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所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关联。从政策以及金融的角度看，两者关联性也非常强。

生物多样性对整个地球生命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人类的福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提供了必要的服务，提供清洁的空气、水、肥沃的土壤等，也增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所以当我们探讨自然的流失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流失还有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们当作系统性威胁。它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影响人民的福祉以及健康，之后我会对此进行更多的介绍。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IPBES（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做了非常有意思的报告，我在报告中将会引用他们的内容。

这张图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做的，展示了气候和自然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有关气候变化、自然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的活动影响气候变化，也影响自然，自然对人类的福祉以及生产作出巨大贡献等。

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自然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对其进行投资和管理，建设其韧性。因此，这方面有很多的政策行动，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都推动了自然和气候的议程。之前它们是推动各自领域的议程，现在他们有更多的融合，同时也有《昆明和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是在2022年COP15上所通过的昆蒙框架，它清晰地列出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以扭转生物多样性流失的紧迫危机。

自从恐龙灭绝之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是最大规模的。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海边是我游泳的地方。那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少了60%，相比我4岁的时候，在全球同期很多地方也在经历这样的生物多样性的流失。

农业、林业以及土地利用的排放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非常重要的来源。如果没有自然的碳封存，是没有办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的，我们要通过自然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才能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在他们的发展规划中纳入自然气候和发展的考虑，更好地制定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以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与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合作，与像NGFS以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这样的机构合作。

据成本效益的估算，到2030年，自然气候的解决方案能够贡献气候变化减缓的37%。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要进行很好地整合，尤其是谈到气候变化适应的时候，我们知道为适应气候变化筹措资金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要更好地把自然和气候变化整合起来，这样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海绵城市，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改进城市的韧性，同时改进空气质量，减少洪涝风险等等，我们需要有这些综合的解决方案。

当我们探讨净零目标的时候，现在在中国、印度还有巴西的一些研究都发现，我们更了解到将自然目标纳入到净零转型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巴西也是G20的轮值主席国，他们也对此发出了清晰的信号。巴西在很多方面也是这个领域的先锋，他们推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包括有关生物圈以及生物经济学的倡议。我们要将相应的标准和准则纳入进来。在报告的准则方面，我们知道在气候方面有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现在自然方面也有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他们也制定了新的要求。这些标准也会很快地纳入到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的准则中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议程，也是我们要去极力推动的。

像气候一样，自然相关的金融风险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风险，比如说自然的退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另一种是转型风险，转型的风险就是与保护和修复自然不相符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这些与气候风险有点类似。

关于多边发展银行我也讲两句，因为我在亚投行工作，我们也是整个过程的重要一环。就像柯成兴（Danny）刚才讲到的，多边发展银行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15年中，我多次任职于多边发展银行，我觉得现在确实发生了实际的变化，主要是因为G20的一些新兴市场作为轮值主席国推动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多边发展银行更好更有效更大胆，这样才能提高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让他们规模变得更大，这样才能确保他们有更多的资本进行投资。多边发展银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够将自然和气候整合起来，推动自然和气候的议程。

我们都知道全球55%的GDP与自然有关的（计算口径很多，但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我们要找到各种方式来确保我们不会对自然造成破坏，而且我们有很多工作正在开展。多边发展银行之间和内部也在开展工作，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方式，能够协同一致的行动。我们在跟《巴黎协定》进行对标，有一些共同的方法论。针对每一个项目，亚投行还有其它的多边银行都希望能共同采用这样的方法论。我们希望跟《巴黎协定》对标，否则我们就不能进行投资，我们也希望能百分之百的对标，这在生物多样性领域也是一样的。

多边发展银行也在开展很多的联合行动，做出一些重要的声明，从格拉斯哥COP26开始一直到COP27以及迪拜的COP28，我们都进行了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将是COP30，会在巴西举办。到COP30的时候，会呈现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COP30是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们要确保在那个时候，自然和气候这两个领域能够很好地融合。

再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份报告，我们这个报告关注的是自然，也就是自然作为一种基础设施（Nature as Infrastructure）。在这个报告里，我们研究了如果我们将自然资本融合到经济增长核算会发生什么，以及对生产力的影响；我们在报告里也分析了债务的可持续性，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我们怎样对它们的自然资本资源进行很好的核算，因为这些经济体中很多的生态系统非常完整。他们没有进行资源开发，这也是现实，从全球的层面上来看，我们要找到一些方式来确保这些新兴经济体有激励措施来保护他们的生态多样性，更多的是自然生态系统。我们也看了一些自然基础设施的项目，其中一个在中国。我们有一些案例研究，还有其它的亚洲地区，非洲也有一些案例。我们有自然资本的核算工具，与我们的项目相结合，研究自然资本核算怎么改变我们的效益分析。比如说中国内蒙古的一个项目，在这个案例里，一旦我们考虑自然资本，对这个项目的评价就会发生改变，它对自然保护有怎样的贡献，我们也要看一些数据。在全球层面上，我们看所有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确实有冲突，主要是关于土地利用的问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非常审慎，在哪些地方开发可再生能源，避免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当我们建设城市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怎样保护生物多样性。

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自然作为基础设施的一个例子。这个项目始于1978年，就是中国的“三北项目”，这个项目是防沙漠化，一开始的设计并不是很好，只有一种树而且是非常耗水的一种树；种树的方式也还不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项目逐步改进，现在“三北”项目是非常先进的，已经是进入第三期了，有了更综合的视角，包括怎样植树，还有其它的作物混林，还有一些激励措施给当地的居民，激励他们，让他们做出贡献，这样能够进行更好的资源维护。三北项目极大地提高了这个地区的森林覆盖面积。另外非常重要的是，项目还进行了沙漠化防控。不仅影响了当地的项目区，而且辐射到了其他地区。对整个华北的沙漠化控制都带来积极影响，这就是自然作为基础设施的典型案例。

最后我想说，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自然是我们最宝贵的基础设施，我们可以保护地球的生命，自然值得我们投资。同时我们要进行很好的管理，要使其更具有韧性、恢复力。我们要很好的进行自然估值，设计融资工具，我们要看哪些融资工具适用，支持自然保护。我们应该让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在我们进行投资或是发展战略制定的时候要考虑自然。

从亚投行的角度来说，当我们看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时我们首先要看自然，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看自然怎样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基础设施项目。自然系统比如说全球的河流体系，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比如交通、防洪等等，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习经验。当我们做灰色基础设施发展的时候，学习中国所做的海绵城市怎样与灰色基础设施结合。我们要从“不伤害”转向有益自然的解决方案和投资，我们要看自然的潜力，我们也不知道自然全部的潜力是多少，所以我们要与科学家一起去思考，真正的自然价值是什么，或者对森林等进行很好的估值和开发。

作为一个机构，我们正在做什么呢？一年前我们有个气候行动计划，现在又制定了自然行动计划，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两个计划很好地结合，我们也在开发方法论，与蒙昆框架（《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巴黎协定》进行对标。在我们的项目中，比如把内蒙的做法扩大到其它的项目中，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时候要考虑自然。我们也与其他多边发展银行在这个领域里开展合作，怎样将自然融入进去。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是气候政策贷款的新领域。

我们是新建的多边发展银行，我们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们要考虑整个政策环境，更好地推出我们的项目。今年，我们也要针对气候推进基于政策的贷款项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我就讲这么多，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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