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弘 | 碳交易与政策

1. 构建碳市场交易和征收碳税是各国普遍采用的降低碳排放的方式。碳市场交易使得碳排放总量降低19.9%，征收碳税使得碳排放总量降低8.7%。

2. 碳市场交易使煤炭等高碳化石燃料能源发电量大幅下降（23.23%），可再生能源（如地热、太阳能、潮汐、风能、生物质能和生物燃料）发电量大幅增长（88.41%）。

3. 与碳市场交易相比，征收碳税对促进企业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

茹弘

讲座开始，茹弘首先指出，因气候变化引发的气候风险已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全球GDP减少18%(Swiss Re, 2021)。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多数现有或拟议政策通过征收碳税和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等碳减排工具的实施来减少碳排放。截止2021年，上述碳减排工具覆盖了全球约23%的温室气体排放。

随后，茹弘介绍了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运作方式以及欧盟碳市场与中国碳市场的区别。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运作方式是政府对碳排放总量设定上限，向企业发放排放许可证，并允许企业将排放许可证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因此它提高了生产成本，降低高碳排企业的竞争力，并促进企业对清洁能源的投资(Bai and Ru, 2022)。

欧盟碳市场于2005年正式启动，涵盖28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2005年至2007年试运行阶段，第二、第三和第四阶段分别为2008年至2012年、2013年至2020年、2021年至2030年。在第一阶段，因为自由分配了太多碳排放许可证，使得碳排放许可证的价格几乎为零。因此2008年，欧盟对碳市场进行改革，主要措施包括：（1）采用单一上限，配额总量发放上限逐年下降1.74%；（2）以拍卖作为基本分配原则，2013年全面应用于电力部门，2027年逐步应用于其余工业部门。

我国碳市场经历了地方试点及全国碳市场建设两个阶段。2011年10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7个省、市启动；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我国碳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其中一级市场是发行市场，涉及碳配额的初步分配，包括免费分配和拍卖两种途径；二级市场是交易市场，是碳资产现货和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流转的市场。

茹弘表示，从所覆盖的碳排放量来看，中国碳市场是全球最大的，但是从市场价值和交易额来看，中国碳市场的交易额要远小于欧盟碳市场。究其原因是二者不同的运作方式，欧盟碳市场基于总量控制原则，而中国碳市场是基于强度原则，即对碳排放量/产出的比例进行监管。他认为，中国碳市场未来可能也会从基于强度向基于总量控制的碳市场转型。

此外，从碳价来看，中国碳市场在2013年至2021年间每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价格平均波动不大（以人民币计价），部分原因是由于碳市场根据排放强度进行监管。对比来看，欧盟碳市场的碳价则波动较大，尤其在疫情期间。

紧接着，茹弘针对“碳交易在全球范围内能否有效降低碳排放，对可再生能源有何影响”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他分享了一篇与合作者共同撰写的文章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Evidence（碳排放交易与环境保护：来自国际的证据）。文章构建了GDP排名前100国家2000年至2020年的的ETS政策事件数据集，通过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构建碳市场和征收碳税对碳减排以及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二者实施的效果差异。

目前有34个国家启动了国家或地区碳市场，26个国家征收了碳税，17个国家同时构建碳市场并征收碳税。研究发现，开展碳交易可以使各国碳排放量降低19.9%，征收碳税可以使碳排放量降低8.7%。此外，开展碳交易促使煤炭等高碳化石能源发电量大幅下降23.23%，可再生能源（如地热、太阳能、潮汐能、风能、生物质能和生物燃料）发电量增长了88.41%。相比之下，征收碳税对促进企业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他进一步指出，上述两种碳减排工具的实施效果差异可能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碳排放交易体系设定了总碳排放量的上限，企业必须向碳排放较低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而碳税通过影响碳排放成本来降低碳排放水平的机制有待确定。二是碳税的成本可以部分转嫁给消费者，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讲座最后，茹弘总结道，虽然许多国家已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但全球气温仍然处于上升趋势。他们的研究表明了碳排放交易体系在碳减排方面的重要作用，展示了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基本路径，并对其他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时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