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纳斯·扎都卡斯｜ESG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讲座开始，阿米纳斯首先介绍了近期美国、欧洲国家等的相关监管政策。2022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修正案，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供应链上下游活动中发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即范围3排放。这意味着，高达9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来自供应商所在行业，然而测量覆盖整个供应链的范围3排放是非常困难的。

他提到，欧盟委员会《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即《欧盟尽职调查法案》）草案要求企业在全球供应链深化开展尽职调查，披露对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该草案同时适用于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以及欧盟企业与在欧盟运营的非欧盟企业。此外，德国已经正式通过《德国供应链法》。

因此，企业在监督和控制其供应商环境和社会表现方面面临着持续的监管挑战，尤其当监管机构制定有关“企业应管理与供应商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规定并开始实施后。企业将如何应对？当企业得知其供应商不遵守预期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时，可以通过与供应商合作来调整其运营方式（参与机制），或者替换被卷入环境和社会事件的供应商（退出机制）来改善整体供应商表现。那么，企业能否通过退出机制来实现自我监管？

在此背景下，阿米纳斯与其合作者试图研究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同外部性，并了解客户企业如何选择不同经济体中的供应商，例如，美国客户企业在选择国外供应商时如何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尤其在亚洲经济体中。他们重点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当供应商卷入环境和社会事件后，客户企业是否会大规模削减贸易；二是贸易削减是否由利益相关者（如，具有环保意识的投资者或消费者）的非货币偏好驱动；三是退出机制是否有效，是否能促使供应商改善其ESG表现。

阿米纳斯表示，我们将这些国外供应商的环境和社会事件与美国公司的海运进口数据相匹配，研究了围绕供应商事件的贸易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对美国客户企业和国外供应商的长期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当供应商被卷入环境与社会事件后，客户企业对其进口下降了30%，贸易关系终止的可能性提高了4.3%。客户企业更倾向选择其他国家的新供应商或拥有更高ESG评级的供应商。

其次，在环境意识较高的时期，环境与社会事件的外部性更大，事件对供应商的影响更大，进而导致更大的贸易削减；同时，对于相同事件，当客户企业更有可能受到具有较强环保意识投资者的压力时，贸易削减幅度会更大。

第三，退出机制下，小体量的个体供应商在贸易削减后更有可能提高其ESG评级；在贸易削减和评级提高后，贸易则会恢复。总的来说，企业会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来迎合非货币偏好，如投资者的ESG偏好。

阿米纳斯认为，这篇文章一方面丰富了“环境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全球供应链结构”的文献。现有文献重点研究了“供应商如何更好地匹配客户企业”、“客户企业环境政策变化是否引发下游供应商相应的政策变化”以及“污染外包”等问题，而这篇文章首次对供应商卷入环境和社会事件后的贸易削减进行大样本研究，并提出通过退出机制进行治理的方法，即削减贸易可以督促供应商遵守ESG标准。

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丰富了有关“机构投资者监督企业环境和社会友好型活动”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更多关注的是环境和社会事件的直接影响，而不是事件对贸易的实际影响以及对国家间贸易的潜在影响。这篇文章首次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消费偏好如何影响与供应商之间的贸易活动和全球供应链结构，并研究了客户企业在退出机制下的间接约束作用。

讲座最后，阿米纳斯总结到，美国企业对其供应商环境和社会活动的治理（通过退出机制）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效的，特别是当企业面临更大的投资者压力时。目前广泛讨论的范围3排放披露要求可以帮助投资者收集更多有关企业供应链环境表现的信息，并在必要时施加压力，从而帮助政府更好实现政策落地。他表示，未来会进一步研究，当发生引人注目的环境和社会丑闻时，国际客户企业和声誉损失是否也会促使出口国出台新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