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哈佛大学教授）：
各位学者大家好，我31岁开始学习中文，我的本科、博士都是社会学。我1973年有机会来到北京，参加了一个科学代表团，是美国国家科学学会第一个代表团，我的运气非常好参加了那个代表团。代表团也来过清华，当时的清华跟现在的清华是不完全一致的，具体情况记不太清，但是对当时在北京大学的交流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校长是周培源，他在加州理工大学拿到的博士学位，我们的代表团参加了他的会议。周培源很有意思，他说我不太熟悉北京大学的情况，所以让一个年轻的朋友给我们解释当时的情况。那是一个30来岁的红小兵朋友给我们讲解的，当时的政治口号他都背的非常漂亮。4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来看中国大学的情况，改变是非常大，我也非常的高兴。从80年起我每年有机会来中国，我不是经济学者，更不是金融学者。我认为你们邀请我来到这里谈话我觉得很光荣，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两个国家的情况不理想，和几年前不一样。
但是，我个人认为，你们是让一个外国的学者来这里谈话，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估计我们（中美之间）是会有一些困难（我认为会有），但是我想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非常深，可以继续下去。
我先谈一些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讲一下我们的看法，及中美关系的历史。1973年我们还觉得中国的经济情况也非常不好，我在70年代可以看到很多人没有饭吃，他们非常的瘦。我60年代在香港，因为当时我们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的大陆，所以只好在香港念书，在香港我跟一些难民去看、去听他们的情况，看到他们很瘦，饭不够吃，我当时也听过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所以，我认为70年代毛泽东去世以后， 1978-1979年的情况很关键，所以我觉得三中全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改变政策），我200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了以后，我想我的责任是让美国人去了解中国人，我认为最重要的要了解中国的主流，那就是了解改革开放。
所以，我花了10年的功夫才写出《邓小平时代》，我认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他是非常特殊的。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不知道他做得这么好，但是最后我得出的结论，现在看起来，20世纪在世界上改变历史的人没有比邓小平更重要的。
我认为，他改变了这么一个穷与落后的国家，改变了文化DGM的思想口号，这些政治改变、经济改变以及其他的改变，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事儿。我认为他的背景是很特殊的，背景比别人都强。
他1920年去法国，在法国待了5年，他本来是半学半工，但是因为钱不够，所以不能继续上大学了，他在16岁-21岁这5年在法国，他可以了解和学习外国情况，看外国经济情况和产业。 之后1926年到1927年，他去苏联待了一年，苏联有新的政策，我个人认为那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的时代，资产阶级的公司本来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但现在领导他们的是共产党。我估计那个影响可能比较深，因为后来他们（苏联的）政策也改变了，但也是有经验和一定理解的。他（邓小平）在俄国看的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对他的影响比较深。
所以他回到中国以后，去了广西，1922年参加共产党，后来他也去江西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他参加过长征，参加过延安的工作。他在军队待了很多年，还跟刘伯承一起打过仗。他有军队的经验，还有搞革命的经验，而且他跟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之前就已经认识了。解放初期他也是在地方工作，在西南区待了3年，所以他了解那个地方的经验。
1952年，他回到北京参加了党的领导的工作和外交工作，从1953年一直到文化DGM，他在北京做的是领导党的工作，担任了10年的总书记。之后他受到了批评，被下放。因为1966年文化DGM，所以他去江西待了三年。
我有一些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朋友，有的是世界领导人，也包括美国的林肯等位子比较高级的，都是受过磨难的。磨难以后，他们也恢复了工作，这个磨难的经验，对他们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可以反思那个制度，他们有功夫来反思。对邓小平也是，他非常了解中央的情况，同时了解他们有错的政策，有时间可以反思，要是恢复工作，他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做。
1977年，他有机会恢复工作，他开始第一个大的工作还是在教育方面。他说要恢复高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恢复高考，而且要让学生接受非常正式的教育。有的人说清华、北大是预备学校，就还要去外国念大学。所以有的人从清华、北大毕业后，就去别的国家学习了，他去外国了解情况。所以，我认为他是支持教育的。
我个人认为，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个是对教育方面，第二是出国方面。他1978年去东南亚之后，也去了新加坡和日本。他在日本的确是了不起，虽然知道双方是打过仗，但他觉得自己应该跟日本接触，让日本帮助中国发展。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前途。
他主要是向前看，他去看了一些工厂。他去看了钢铁厂，所以当时中国的宝山公司将这个日本的公司作为模范，他访问了那个工厂。同时他也访问了一个机车厂，除了机车厂之外，他也访问了一个电子厂，他当时看了那个电子厂的电池，松下，一个日本的公司，看了它的情况以后，他认为中国需要他们帮助来发展钢铁、电子、汽车，让日本的技术、管理来帮助中国。所以为了中国的前途，应该说他都考虑了。
1979年1月份，他也来过美国，当时我正好参与了一个会议，在一个地方美术馆，所谓的中国专家都集中在一起。他也讲过话，我没有单独见过他，就只是听了他讲话。
我认为他搞的政策非常重要，跟外国发展好关系，他希望跟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搞好关系。他想做好韬光养晦，主张中国不会做、也永远不会做霸权国家，这也是跟外国拉近关系的政策。
我认为他在管理工作方面，自己不去详细的做事。可以看得见他是在上午看文件下午跟人们谈一些话，晚上可以看电视，偶尔也会娱乐一下。他不会详细管事，他会让赵ZY、胡YB、朱镕基这些能干的人来做事，他不会详细的自己做事情，也不做最后的决定，而是让专家来做决定，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做法。
他还有一些政治聪明的做法，他知道当时好多人支持过文化DGM，虽然他自己了解大YJ是错的，他知道文化DGM是错的政策，但是他没有去批评，相反，他说毛泽东70%做得非常好，后期有一些错误，要是我是70%做好事，那是非常好的事，所以我佩服毛泽东。但是他把具体的政策改了，本来学毛泽东的口号的人不会去反对他，因为他说毛泽东好，也做了好事儿，但是把具体的内容他完全改了，我认为那个做法的确是很不错。
他还有一些做法，因为当时反对资本主义，所以从文化DGM回来城市的青年，他说这些人没工作了，我怕乱、怕他们不满意，我应该帮助他们想办法，应该让他们试试看能不能做一个小饭店之类的，要不然我怕乱。这些人最后成功了，所有人都看得出那个有好的效果，可以做7个人以上的小企业，也可以让7个人以下的，这些当然问题不大。慢慢的也可以有私立的公司，本来不会有，因为他没有说资本主义是好事儿，要是他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去讲的话他怕乱，所以他的做法是用新的政策。人民公社也是一样，他没有说不好，他就是说要是有人没饭吃，应该想办法让他们有饭吃，当时在安徽没饭吃的人太多了，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告诉他的同事去找办法让他们工作，让他们工作的话，他们会去做一些好事，有的人开始了包产到户，不是私立的农产，他没有采取资本主义的做法，而是说我还是党的领导，家庭的包产到户让人们积极性提高了。后来他也说，也让很多的记者去看，记者报道了人们都知道非常的成功，所以他对人们说，如果你们认为在你自己的地方需要包产到户，觉得这是合适的办法，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一年之内，人民公社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这是人们自己选的做法，这个政治的做法我认为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美国不太知道详细的情况，但是会看效果，看到有的学生来到美国念书，我记得在80年代中国学生来到哈佛求学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能干的，而且很多都有“插队”的经历。
1971年以前，当时美国的看法是觉得中国是共产党的国家，跟苏联一起来当美国冷战的敌人，但是没有跟中国人有什么联络和接触。后来，中国学生增加了一些，美国的做法基本上是在帮助中国人。有的中国人现在说美国想遏制中国，但是当时这么多人来到美国学习，我们让他们在这里学习、帮助他们了解参加世界的组织，这算不算遏制？我想不是，我想美国的基本看法，包括老百姓，是觉得虽然我们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为了中国，美国人的确还是想帮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是。
60年代初为什么我开始学中文？是因为哈佛大学还有一些其它的美国大学，我觉得，二战以前，我们美国人学中国或者学日本的情况，主要是在了解文化方面，专业是语言为主。在60年代，一些美国的学者在中国待过几年，在哈佛大学你可能会听过费正清的名字。费正清在30年代的时候，在清华大学待了4、5年，学了国际关系，所以60年代他在哈佛的时候，觉得中国应该参加世界的活动。
要了解中国不仅仅应该通过语言文学方面来了解，也应该用主流的学科的方式，像政治系、经济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来培养青年人专门按照自己研究的办法来研究跟中国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学了社会学。我的同学当时学习经济，还有一些人学政治等等，但那是为了前途。我们应该跟中国有接触，但是60年代我们没有办法跟中国接触。1971年尼克森创造了一个机会，慢慢开门，跟中国开始联系。哈佛大学一些学者，在1969年写了一封信给基辛格，说要选举尼克森，11月初我们哈佛大学觉得那是好的机会，我们应该跟中国也发展关系，所以我们开了一些会议，写了一封信给基辛格。因为基辛格是几年前离开哈佛大学的位子，去了华盛顿帮助尼克森，所以我们都认识他。
所以，写了一封信，那是好的机会来跟中国发生关系，基辛格不一定听我们的话，但是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决定的。他从1969年开始，通过我们在波兰的大使跟中国驻波兰的大使谈了一些话，慢慢就考虑了，基辛格1971年去北京，慢慢发生关系。
我们哈佛大学教授，非常积极、非常高兴，我们本来是学中国的，但没有机会去中国，非常希望有机会去中国学习，所以我们非常支持交流和发展。70年代、80年代，光景已经非常好。
现在我想解释一下我个人对选举的看法，为什么有的美国人会投票给这么不了解情况的一个总统。我本来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小镇长大的，所以我有朋友一些是支持特朗普的。在哈佛，支持他的人我听说还是有的，但我没有见过。
为什么美国人支持特朗普，我讲一下我的解释：
第一，因为世界经济的改变，不是事先有目的的，而是很自然的情况。本来二战以后，美国的产业是一流的，我们的工人多，我们赚了钱并且生活进步了，50年代、60年代非常好。但70年代已经有一些日本的产业和产品非常成功了。所以产业要转移到工资低的地方，这是一个基础。
所以，本来在美国东部的产业搬到了美国的南部，70年代又搬到了日本，70年代末年慢慢到台湾、韩国、东南亚。80年代、90年代搬到中国，而中国人口更多，所以有非常多的产业搬到中国。我认为那是经济发展非常自然的事情。美国买东西的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买到的产品比较便宜，在中国生产那是很自然的事。
但你看美国的白人，本来在工厂工作，现在他们非常不满意，因为影响他们自己的就业。所以在他们看来，因为中国的产品，我们就没有工作了，他们是有这么一个看法的。我想那是美国的一方面。
第二，我认为还有一些美国的产业，本来80年代他们在中国设了工厂来做一些产品，他们的产品和技术慢慢被中国人学会了，现在美国公司在中国很难继续下去，因为技术在中国有的。我个人认为有的时候是应该按照法律来的，有的（我认为）用美国的说法是中国偷了我们的技术，他们没有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
我个人对美国人的看法是，我们非常支持公平，要是我们有一个足球，还有篮球什么的，我们两个队，我输了他赢了，要是他完全按照规则来做，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们是恭喜你做得好的。我们是握手祝贺的，我们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他不公平的话，我们会非常的愤怒。
所以，现在有的美国人觉得中国人是不公平的，来偷我们一些知识产权且没有给钱，有一些在中国的公司，让中国人做管理，这个中国人本来是来工作的，结果第二年、第三年他就跑了，把美国公司的技术和在美国公司学的东西，搞回了自己的公司。犯法的事情，至少美国人觉得是不对的，那个是不公平的，不是好的做法。
我记得70年代的日本人，他们不容忍外国的公司在日本成立工厂，所以我70年代发了不少的牢骚，但是问题不大。但是80年代日本非常地成功，他们的公司竞争能力非常大，当时我对日本非常的愤怒。
但是，现在也是很危险，我们觉得他们现在在抢我们的饭碗，我非常的气愤，我认为这跟中国很类似。80年代、90年代一些中国的公司，当时我们对材料、知识产权不太重视，但是现在中国的能力这么大，他们的力量这么大，本来是小的牢骚就变成了大愤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在支持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我认为作用非常大的是两种人。
1、公司，也就是商人。
2、学者。
商人在中国赚钱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本来能够公平的竞争的小问题，结果现在变成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学者，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有的美国的学者没办法来学习，所以我们本来有机会，特别是关于历史、政治一些方面的学习机会，中国不让我们的学者到中国来学习，要是来的话，他们在图书馆的材料也不容易拿到，所以连我们的社会学系，还有文化、历史、政治那些方面，有的人本来是可以交朋友，可以一起工作的。结果现在他们不吭声了，有一些事情想了解，现在也不方便，不容易合作了。
所以，现在一些美国的学者专门学中文，希望跟中国人搞好关系，但是现在没机会了，他们非常生气。所以，美国的学者觉得现在中国情况太紧张，还有一些学法律的人，还有一些美国新闻记者有不同政治意见的，公安部门也给他们麻烦。
有的人想去西藏、新疆，几年前一些美国学者写了关于新疆的一本书，结果参加工作的美国人都不能来中国了，中国也不允许他们去。当然他们不满意，为什么特别不满？因为那不公平。本来中国很穷，机会少，美国学者可以有机会来和中国交流，帮助中国，但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国，却不让美国人来，我们是帮助你们的学者，这些学者在美国什么都能说，什么都能看。但是我们去中国你不给我机会学习。连跟学生谈话，特别是政治文化什么的，他们的中国朋友都说不方便。
所以，美国的学者觉得不公平，因为我给你机会，让你在美国谈话。但在中国不能给我机会公开谈我的看法。所以有的美国学者非常不满意，觉得那是不公平的。
我认为中国现在强，是能力比较强，有的美国人在猜测中国前途会怎么样。中国人虽然说我们需要和平，希望国家友好，但看他们在南海还有东海，把军队慢慢扩大了。
看他们未来的打算，美国人害怕，不知道将来中国会做什么。接下来会继续加强，现在他们是对自己人厉害一些，要是他们权利扩大的话，中国的力量扩大这么多，他们在南海或东海做什么的话非常可怕。
现在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将来如果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国的确不知道，中国会不会用和平的办法。我个人认为美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做了不好的事。有的美国人考虑，中国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我们怎么办呢，会不会要打。所以，美国情况非常紧张。
在美国华盛顿，现在情况的确比较紧张，因为本来学者和商人就有这么一个看法，美国的军队怕中国军队的发展，所以我们议会的议员还有特朗普领导的一批人，对中国没有好感。我恐怕明后几年，可能的确是中美关系有麻烦。但我个人认为，还是90%以上的美国人欢迎中国的留学生，欢迎中国人来美国。
现在在美国的中国人，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一批中国人，我觉得90%以上的是好的，但是有一些美国人是会碰见一些不好的中国人的，美国人在中国可能也是一样的。我们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欢迎的，但是在中国碰到一些有问题的美国人，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因为最近的情况把问题扩大了，所以我估计现在看美国的政治情况，客观来说可能会有几年比较严肃的时间，我是这么看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美国人觉得一个好的方面，是我们总统做了一些你们不喜欢的事儿，但是希望美国人民也可以在中国继续工作、继续保持中美关系。所以我想你们今天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哈佛大学也是一样的，我们欢迎中国人来。
所以，美国的社会、美国的知识分子、美国的经济学者，主要的看法还是欢迎中国的，但是碰到一些问题恐怕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有自信，我们两个国家了解世界情况的人多起来了，所以我们希望两个国家的居民会继续联络，谢谢大家！
观众提问：我有两个问题，其实两年前在您的家里面，我们曾经有过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当时我们其实都没有想到中美关系会演进到现在这样：看似非常冲突、矛盾的情况。您其实对于中国各个阶段的领导人都有很多的了解，包括邓小平先生的儿子邓朴方之前的讲话也讲过，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内部的问题也有外部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解决内部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中国所需要解决的内部的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您觉得邓小平先生现在假设还在世的话，他可能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傅高义：我是专门研究过邓小平的，但我没有专门研究过现在的领导人，我的确是没有发言权。就我了解到的情况来说，
第一点，现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以我看别的国家，比如日本，和东南亚的国家，本来是高速发展的国家，现在面临一个比较低速的发展还是比较难度过的。
第二点，我认为国外的中国人非常多，统一这些中国人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所以现在国外公司更不容易处理。我记得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说本来美国的公司到外国去发展的话，也是很难处理的，因为不容易统一。其实各国都有民粹主义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也需要考虑他们国外的情况，所以中国人在外国不容易统一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关于很多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以前在中国国内听不见外国的声音。但是现在100万以上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到外国在中国的人这么多，还有互联网的技术发展，这些的确是控制不了，所以怎么统一中国的思想我觉得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第四点，我觉得70年代的中国人，看现在的情况就非常满意，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发展这么快。但是年轻人在他们小的时候，经济情况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希望这能继续下去。所以，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了。
第五点，我个人认为的确中国领导人面临的问题非常困难，但依我看，对有的中国人觉得从甲午战争以后，我们对日本的关系，他们坐在上面我们坐在下面。但现在我们是上面的，是骄傲的，现在要是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了，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骄傲，本来要听美国的，现在也不要再听了，那就可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情况。这种情况，有的中国人也是有的，跟外国搞好关系也不容易的。
作为一个中国的领导人，要面临这么多问题，我的确觉得不容易。当然美国的政治家不了解这些情况，也不学习。我们的学者都觉得，现在的美国人，比如特朗普，他们不懂事，没有学好。但我个人看到了这么些情况，这是我的看法。
观众提问：傅先生你好，感谢您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刚才您提到邓小平时代家庭联产承包制，个体经济的发展激活了我们的经济活力。但现在在国际贸易关系的现状下，我们很多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您能给我们一些个体经济甚至一些私营经济，甚至国有企业重新激发活力的建议吗，在当前的国际贸易关系现状下，谢谢！
傅高义：有的美国朋友学习中国经济情况，认为国有企业没有动力改变。私营公司，一般的来说他们有动力，他们更适应那个需要，他们会改变，也会学习新的情况。所以我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朋友也是这么看的，应该给私立公司他们更好的机会。
我个人认为现在跟外国要搞好关系，应该想办法，想办法多保护外国经济、外国企业。因为很多外国企业，比如Google还有其他一些公司觉得在中国他们不给我好的机会。所以我想要政府的领导人想办法保护外国公司，不让地方干部给中国的公司有特殊好处，应该平等地给外国公司一个机会。我想外国企业应该跟政府搞好关系，我认为这是好事。
<观众提问环节>
观众提问：傅教授你好，我是这个学院的学生。我的问题是，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美国人喜欢并且擅长利用军事解决问题。而我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实际上有动机也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国家。那您认为未来在台湾海域或者南海地区，发生一场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按照您接近9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傅高义：我个人认为很多美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我是一样的，觉得伊拉克战争是错，我们对伊拉克的政策也完全是错的。这对美国也不好，对伊拉克也不好。我估计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做的事不会长期存在，我认为民粹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事。
现在美国也有民粹主义，但我认为现在不少人，发现那已经过头了。为了我们的预算，用这么多钱和军队，也没有好的效果，所以我估计美国对叙利亚做的事，不会继续下去。
中国国内我恐怕民粹主义也是很危险的事，有的中国人有这种观念，他们觉得日本人计划了很多年来考虑攻击别的国家，有这么一个计划。我个人学习日本的历史，我觉得不对，20世纪本来他们没有统一的计划攻击别的国家，但我觉得他们民粹主义真的很深。所以20年代、30年代，日本领导人控制不了民粹主义，所以这就成为了问题，而这不是领导人的目的，这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我个人估计，一些中国的领导人觉得应该在南海和东海比较小心，但我怕民族主义是件很危险的事，控制不了控制得了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长期跟外国的关系最好是避免跟别的国家打仗，我认为在南海、东海要是民粹主义太深的话，恐怕对国家的前途不是好事情。欧洲跟美国也是希望跟中国合作的，如果会变成敌人，我觉得不好。
我认为邓小平的做法，希望和别的国家搞好关系，是对中国的发展最好的事儿，所以我个人认为，那个做法也是最好的。
观众提问：您10年间采访了300多个相关的人员，请问这300多个人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邓小平在您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您在10年的过程中对《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傅高义：我关于那本书没有遗憾。我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我觉得她是非常活泼的，非常的直率。还有邓小平的秘书也是非常详细地给我解释情况，那是为了了解中央的情况。还有一次，我本来在广东做过一些研究，找过一个广东人谈过话，他是1992年陪邓小平到南方去的。那个人说，邓小平的确非常地生气，为什么经济是这么回事儿，应该更积极、应该要搞好，所以应该更加的开放。这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邓小平的确是愤怒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发展，但公开不会有这样的表示。但是，跟他一起去看南方情况的同志，对邓小平有这么一个看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观众提问：特朗普先生去年曾经发过一条Twitter，他自称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天才，以您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美国的学者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二个问题，如果和中国历史商的领导人比较，您将会和哪一位比较？
傅高义：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对特朗普，是非常不喜欢的，觉得他的确不应该当总统，支持他的人在我们知识分子里面基本是没有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我觉得在毛泽东时代，也有一批干部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大YJ和写报告的人，他们的能力也不算差，但政治目的太厉害了，所以我想这在中国也是有的。
但是，很可惜我们会有这样的总统，我们美国知识分子认为，虽然我们不喜欢他，但是我认为特朗普不是美国全部的，我们会有机会继续下去的。
我个人认为，在美国的政府里，还有人，虽然他们表面上支持特朗普，但是更多的是想负这个责任，让美国比较有理性地，合理地做一些事情。但是我想在美国的政府里面有不少的工作人员，他没有公开反对特朗普，因为他们还想在做那份工作。我认识这样的的人也不少，在华盛顿、在美国的、外国的大使馆里面就有这样一批人。
所以，我认为是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中国有更多的经验，我觉得毛泽东的时代，不支持毛泽东的，但是不公开反对的，也有很多的人的。写他的历史和文学的也不是直接批评。
但是，还是有一些余地可以表示看法的，所以在美国我们有机会也批评，也会公开说，那是好事儿。虽然我们对美国也有很多发牢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也会批评美国的政策、批评特朗普。但是我还是觉得美国的政府还是有很多的优点的。
观众提问：我提两个问题：我觉得美国的长期战略是打老二，至少在美国的精英阶层里头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战略。当然长期的战略可能有的时候在短期会被一些更迫切的任务中断。长期来说还是打老二，当年老二可能是苏联，苏联打败了以后可能是日本，现在可能轮到中国了。短期美国应该反恐怖主义，但是恐怖主义已经打完了，现在怎么办？从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来说，我们看50年，如果我预期50年以后我还是老大，现在当然要把老二给按住，我要是美国我也这样选择，这个是没有错的。假如20年以后东亚的国家团结起来，比如说中日韩、越南、新加坡，美国怎么办？
傅高义：关于美国的长期计划，我觉得基本没有长期的计划，我认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要学习先发展国家的经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的政府没有这样的后起国家的领导，我们没有这些计划。
还有，就像我们美国人的政治情况，总统是4年制，政府议会的会员是2-3年选举制，我1993-1995年在政府工作过，我觉得他们想的下一次的选举怎么做，就算是长期的计划了。以后要是日本跟东南等亚洲国家团结起来，美国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我估计他们（亚洲国家）当然是跟中国一起发展经济。他们认为要是习近平明年去一趟日本的话，日本人会考虑跟中国合作的。
现在还有一层因素，美国在二战后成立了世界上的一些组织，我认为那一代美国的领导人的确是很不错的，但是那一代的人现在不在。所以现在考虑的不算是长期，也不算是全世界的组织，只考虑了自己国家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日本应该考虑自己的前途，考虑全世界的事情，所以我估计他们会跟中国扩大经济关系。但日本、东南亚跟中国经济合作的同时，他们也要考虑安全的问题，中国做什么，依靠什么军队，要看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势力，这么大的竞争对手怎么做。还是他们应该依靠美国，希望继续下去，配合美国的军队和国防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