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 地缘政治博弈、技术遏制与大国增长
近期，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兼学术副院长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生张梓桐出席由CIFER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鞠建东主持的国际贸易争端分论坛一，分享其与合作者题为《地缘政治博弈、技术遏制与大国增长》(Geopolitical Game,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and Great Power Growth) 的文章。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与世界银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硕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学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宏观发展、中国与印度经济、政治经济学。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等国际学术期刊。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SSCI)副主编、Economic Modelling (SSCI)副主编、Latin American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副主编、VoxChina 编辑部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经济学（季刊）》等期刊特邀编辑。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的顾问，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副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特聘教授。
王勇
张梓桐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模型分析的主要发现有四个方面：第一，由于小型后发国家体量较小，其技术进步无法撼动领先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反而可以增加领先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收益，因此领先国家不会对其进行技术遏制。而大型后发国家由于经济体量较大，其技术进步将会影响领先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容易引发领先国家的技术遏制。第二，相较于“ 自由放任” 政策，后发追赶国家如果执行最优政策干预（包括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补贴与研发补贴），虽然在短期会遭到领先国家更为严厉的技术遏制，但在中长期却会压缩领先国家实施技术遏制的时间长度， 从而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福利水平。第三， 考虑到国防战略型产业投入对于民用部门技术进步存在溢出效应，后发追赶国家对于国防战略型产业的投入不仅可以抵御和对冲领先国家对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索取，而且可以直接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因此，提高国防战略型产业“ 军转民” 的转化效率，不仅会加快后发追赶国家自身的技术进步速度，而且会进一步缩短领先国家技术遏制的时间长度。第四，本国的自主国防战略型产业发展受到限制（比如二战后的日本），或国防战略型产业投入虽很高但对民用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太低（比如前苏联），都可能会导致后发追赶大国对领先国家的赶超失败。
余振